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谭慧敏教授应邀做客英华人文系列讲座
4月18日晚，来自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谭慧敏教授来到太阳成tyc7111cc，为我院师生带来了一场题为Found and Born in Translation: “Zhongguo” and its Case in Cultural Awakening的精彩讲座，由“中国”和“China”两词之间的区别，探讨了在翻译过程中不同的语言文化引发的差异。本次讲座为英华人文系列讲座第77讲，由太阳成tyc7111cc副院长孙会军教授主持。
讲座一开始，谭慧敏教授提出了一个特殊的问题：我们的国名“中国”与英文名称“China”之间是否应该画上等号？紧接着她便向我们解释，这两个词的意义是绝不相同的，因而我们并不能简单地认为“中国”就是“China”。
在讲座中，谭教授以中国为例畅谈翻译中的文化转向问题，包括历史、语言和情感等各个方面。虽然我们拥有长远的历史，但人们的国家名称意识却不够清晰。过去千百年来，我们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国家名号,只是自称为华夏民族。经过各个朝代兴衰，朝代称号也都仅仅是一个地域和统治者的代表，并没有显示出一个国家的主权。在历史上，我国的名称曾多次被别的国家翻译成不同的形式。古印度梵语将中国称为“Mahachinasthana”，它的意思表明这是一个光明的国度。当时的另一个译名“Cina”是“智巧”的意思，也就是说在印度人眼中，中原的人民充满了光明和智慧。因此，玄奘法师才会将“印度”一词作为国家名称带入中国，因为这个词的含义是“像月光一样皎洁”。由此看出当时的中国有着强大的文化底蕴，备受尊敬，并且与印度有着民间自发主动进行的密切的文明交流。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的译名经过多次变更。十四世纪的明朝，中国有了“Sino”和“China”的名称，同时在其他国家“China”也被音译为“恰依呐”。音译的名称虽然不带有任何感情，但那时的中国已不再那么受尊重。到甲午战争失败之后，日本人称中国为“支那”，这个名称含有明显的贬义和歧视，更是体现了中国近代史上的屈辱，导致当时的中国从政治到民间都开始主动接纳西方的学问。直到20世纪辛亥革命结束后，西方人开始称中国为“China”，我们终于开始在世界上夺回话语权。然而自始至终，我们都没有自称过“China”。这个看似通用的名称其实是外来文明所赋予的。通过阐述这个过程，谭教授清楚地向我们展示了语言在翻译中所体现的情感和文化，同时，她提到，很多学者在当今认为，中国不应该被翻译成“China”，而应该被译为“Zhong Guo”,这样的名字才能真正代表我国的主权。
同时，谭教授也提出自己对翻译工作的看法，她认为，做翻译时，应当意识到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同时对自己的文化有足够的信心。她以林语堂和严复的翻译为例，前者会用western concept去包装中国的观念，而后者却真正做到了两种文化之间的沟通，会将西方的概念译成中国文化易于理解的内容。哪怕是在甲午战败之后，严复也依然能认识到中国文化的价值所在，并且对此有足够的重视。所以，她认为，作为中国的翻译者，应当作为文化的传播者，让我们的文化被更多人了解；同时也应该让本国人对外国的文化有更加清晰的认识。
谭教授这次的演讲给了同学们很大的启发，在提问环节，有一位同学表达了自己的收获，提到她平时上翻译课的老师对严复“信、达、雅”的理论持否定态度，但在听完讲座之后她决定重新欣赏严复的译作。谭教授当即给我们展示了一段严复在《原富》中的翻译片段，并将它与现代版本的翻译作对比，让我们认识到严复在翻译中循序渐进的过程，他将一个全新的概念变得通俗易懂，易于接受。本次的讲座生动有趣，同时紧密结合了同学们的专业学习，让大家获益匪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