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博士导师侯维瑞教授去世已经十八年了。十八年来，我常常想起他，也不时阅读他留下的文字，内心充满了温馨而美好的回忆。
侯先生招过的博士生数量不多，加在一起不过十来人。我能忝列先生门墙，与有荣焉。而我可以说是先生所招学生中唯一从入学到毕业全程跟随他的学生，按古人所说，整整三年得以从先生游。在我之前和之后入学的同门正好碰上侯先生不在国内，我同一届的何伟文师姐（现为上海交通大学外语学院教授）就读期间怀孕生子离开过一段时间。不过，我虽是侯先生全程参与培养的学生，却也是他所有弟子中最没有出息的，每念及此，心中不免惭愧不已。
侯维瑞教授和四位博士生合影：中间为侯维瑞教授，左一为吴其尧教授
侯先生是教育部批准的博导，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就有招收博士生的资格。据先生生前告知，他招收的第一个博士是原杭州大学的教师潘大安（现供职于美国一所大学）。我是1995年开始攻读英语语言文学的博士学位的，当时先生刚从国外回来不久，我还不认识先生，只读过他撰写的两部专著《现代英国小说史》、《英语语体》和一部译著《华盛顿广场》，但对他精深的学问却是心仪已久了。我之决定报考博士，是在我的硕士导师、英美戏剧研究专家汪义群教授的鼓励下才下定决心的。我硕士毕业留校，与汪义群教授成了语言文学研究所的同事。与侯先生的第一次见面还是汪老师亲自带我去的，也是汪老师替我介绍情况、说明我继续深造的理由等，也许是汪老师说了我许多好话，他的溢美之词给侯先生留下了初步的印象，侯先生竟一口答应，同意我报考他的博士生。
我国第一批派往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留学的九位学者，前排中间为侯维瑞教授
报名时要提交硕士论文和已发表的科研成果，侯先生仔细阅读了我的硕士论文（硕士论文后来退还本人，我看到页边空白处有大量的批注，均出自先生手笔）《中国新时期小说中的黑色幽默意识》，以及我1994年发表在《外国文学研究》和《中国比较文学》上的两篇论文，还有发表在《外国文艺》上的译作。读后先生约我见了一面，先是讲了一番鼓励的话，随后话锋一转提醒我：做学问要静得下心、耐得住寂寞，板凳要坐十年冷，要做到心无旁骛。他让我回去好好准备，多练习英文写作。我这时大胆地向先生说出了自己的顾虑，怕二外考试通不过。他便问我二外学的是什么，我回答说大学期间学过两年的日语，研究生期间学过一年法语，但两门外语都只是懂点皮毛，经不起考试。先生略为沉吟了一下，说道：你先好好准备，到时再看情况吧。这个情况就是我二外没有及格，侯先生得知后专门去研究生部说明原因，最终让我顺利地获得入学资格。行文至此，请允许我旁逸斜出一下。我担心二外考试通不过也跟汪义群老师提起过。汪老师二话不说，带着我去拜访了当时担任西方语学院院长后来又担任上外校长的曹德明教授，曹校长具体给了我什么建议已经不记得了，只记得他说了一句：二外法语不是我命题的，即使是我命题也不能告诉你什么，回去好好准备吧。我之所以提及此事，是不敢忘却这两位老师的提携之恩，他们是我为人为师的榜样，永远值得铭记。
我入学后，侯先生不辞辛劳，凭借一己之力为我们开设了三门课：《现代英国小说》、《20世纪西方文论》和《英美短篇小说欣赏》。每次上课师生互动频繁，先生讲课的风采至今记忆犹新，语言的流利和精准令我啧啧称奇也自叹不如。课经常是从早上八点钟一直上到中午十二点钟，课后去食堂用餐，饭菜都已凉了，而且也所剩不多。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觉得苦和累，反而乐在其中。我博士毕业后即给全校的本科生开设了《20世纪西方文艺流派和文艺思潮》的通识课，不能不说是得益于侯先生在我读博期间的悉心传授。而其中的《英美短篇小说欣赏》一课于我助益尤大，侯先生每讲完一个短篇小说就要求我翻译成中文，并写一篇赏析文章。译文由先生详加修改润色，直到他满意为止。接着他建议我向各大学术刊物投稿。我陆续投了四篇译文和评论文章，分别发表在《外国文学》、《名作欣赏》和《译林》等杂志上，也由此而结识了这些杂志的编辑，后又发表了几篇文章。可以说，这是侯先生手把手教会了我翻译和写作，引导我走上了从事翻译和研究的学术之路。非但如此，侯先生发现我是可造之材后，不遗余力地推荐我为上海译文出版社和南京译林出版社翻译英美长篇小说。我走上文学翻译之路，侯先生作为导师就是引路人。
为了拓宽我们的知识面，侯先生还出面邀请了上外其他语种的文学教授给我们讲授各个国家的作家作品。受邀给我们讲课的有：德语的余匡复教授、法语的陆楼法教授、俄语的冯玉律教授、西班牙语的施永龄教授、意大利语的张世华教授等，这些教授都学有所长，讲课都十分生动，是上外师资力量的一时之选。这系列讲座使我受益无穷，老师们的言谈举止、音容笑貌令我永生难忘。
一年半的课程结束了，随后是论文撰写阶段。首先是论文选题，侯先生要求我们选题前大量阅读原著，我是在阅读了大批英国二战后的小说之后确定研究战后英国的“愤怒的青年”作家作品的。我记得，小说原著和相关的研究资料都是侯先生借给我的。他之前为了准备撰写《当代英国小说研究》在国外期间收集了大量资料，据他自己讲，他回国时通过海运带回了四十多箱书籍。有了这些书籍和资料，我很快就拟定了论文的大纲，经过与侯先生几番修改，最后动笔撰写。撰写过程中，侯先生要求我写完一章即送给他看一章，一章内容往返几回才最终写定。论文全部完稿后，先生又让我修改了三遍，这些修改稿上都有先生的批注，有的批注下语颇为严厉，nonsense是先生常用的批语。这一撰写论文的过程，不仅使我的英文写作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而且培养了我的逻辑思维能力，从中也让领略了侯先生地道准确的英文表达水平。
论文答辩总算顺利通过，结束后侯先生又把我叫去，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他说，博士论文只能算是学术生涯的开始，之后要对英美文学作深入的研究。他要我撰写《英国小说史》一书的部分章节，同时严肃地告诫我不能依赖导师，要开展独立的学术研究。他鼓励我申报课题，我的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庞德与中国文化》就是在他的鼓励、设计和推荐下申报成功的。
正当我全力投入课题研究和撰写、想要不时请益之际，侯先生不幸罹患恶疾，并最后终于不治而离我们而去。我失去了一位学术上的导师，也失去了一位经常给我在生活上以指导的长辈。侯先生的不幸去世，留给了我巨大的悲伤和无尽的思念。
以上所述，是我零星想到的，虽然不成系统，却也集中反映了侯先生作为导师教书育人的诸多优点，值得我们今天做导师的学习和继承。我们今天需要像侯先生这样的导师。
